西岳史著 || 周厚琴《从城邦到帝国：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出版

作者简介

周厚琴，四川德阳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流动站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俄国史。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2017年，获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六卷本）第一卷。现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危机与选择：俄国大动乱研究（1598-1613年）》等。

本书简介

专制君主制是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是理解俄国各阶段历史进程的一把钥匙。本书力图在文明史观的视野下，将俄国专制君主制与东方式独裁君主制和西欧式绝对君主制进行比较研究，以新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维系、变迁理论为指导，探究俄国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和政治制度是何时起源，缘何产生及如何形成的，以期解决俄国专制君主制“是谁”而非“像谁”的本质问题。本书旨在探寻俄国政治制度变迁的内在理路，可为深入理解俄国历史发展道路和现实政治抉择提供参考。

序言

                                     曹维安

2015年退休至今近5年，除了校对《俄国史学史》的译稿外，我还更喜欢重读赫尔岑的《来自彼岸》和《往事与随想》之类的“闲”书。周厚琴在毕业5年后，打算出版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教育部项目研究成果《从城邦到帝国：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我为她的成长感到由衷欣喜。治学俄国史30余年，我始终认为，俄罗斯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有价值的国别史研究样本。俄罗斯位于东西方之间，横跨欧亚洲之上，向来特立独行。在面对东方时，俄罗斯人往往以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代表自居，而面对西方时，却又总是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但俄罗斯的传统和独特性难以在彼得一世之后寻找到，而应深入彼得一世西化改革之前的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时期。9～17世纪的俄国史，属于俄罗斯帝国前史，大致与西欧中世纪史同期。这一时期更多地保留了一些罗斯原有的、未为彼得一世强力实行西化改革而改变的历史文化传统。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即专制君主制。东西方都有过所谓的专制制度，俄国的专制君主制属于哪一种？或者原本就是特有的类型？显然，对其源头的探求需要深入俄国中世纪史中去探寻。对于9～18世纪初的俄国政治制度，学术界通常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基辅罗斯的“封建君主制”；（2）莫斯科罗斯的“等级代表君主制”；（3）彼得堡罗斯的“绝对君主制”或“贵族官僚君主制”。之所以加上引号，原因就在于这些概念都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制度术语范式下的定义，始终说的是俄罗斯像谁，而非是谁。周厚琴选择专制君主制这个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而重要的问题来做，需要些勇气。一则，此话题并不新鲜，关于俄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成果如汗牛充栋，特别是苏联时期关于俄国封建主义和“绝对君主制”的讨论，很多结论至今仍在中国学界占据着统治地位，要打破这种框架进行自成一体的创新研究，有一定难度；二则，追溯起源的问题必然涉及相当长时段的研究，如何把握问题意识、主线突出与史料庞杂之间的协调关系，需要下一番功夫。周厚琴在书中梳理和辨析了俄语中非常重要的“самодержавие”概念。在此基础上，将“专制君主制”视为俄国一种深厚的、民族的、与众不同的独特历史现象。这是一种以沙皇为政治权力中心，以东正教和专制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以专制独裁为手段的君主制统治方式。它既不同于东方的“独裁君主制”，也不同于西方的“绝对君主制”，而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书中围绕几个问题展开论述，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第一，俄国专制君主制是否古已有之？古罗斯国家是俄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以基辅为中心、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受苏联学者影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基辅罗斯政治制度是“封建君主制”，这是机械地套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结果。通过利用古罗斯编年史等史料，研究王公职能和权力界限、亲兵队构成及作用以及维彻的性质，作者认为，9～10世纪的基辅罗斯是罗斯国家的形成时期；11～13世纪初，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城市的壮大而形成诸多城邦，城邦制是古罗斯迈入文明世界的方式。基辅罗斯政治制度是多元化的非专制政治。第二，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罗斯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俄国专制君主制缘何产生？俄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关于拜占庭和金帐汗国对罗斯的政治影响分歧甚大。通过对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罗斯政治力量发展动态和政治生态环境的考察，作者认为莫斯科王公正是积极继承拜占庭遗产，巧借金帐汗国统治之力，从联合东北罗斯到逐渐统一整个罗斯，在伊凡三世时初步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俄国专制君主制即起源于此。其外部因素来源于拜占庭的宗教遗产、金帐汗国的东方式独裁政治，而内部根源则在于莫斯科王公的个性选择，以及其居民和政治权力中心转移到东北罗斯。第三，如何对莫斯科罗斯政治制度进行定性？中国学者普遍采用苏联学者提出的“等级代表君主制”。通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考察莫斯科罗斯政治制度的权力架构，特别是利用俄国立法文件汇编史料对当时的波雅尔杜马、缙绅会议两个重要政治机构进行历史考察，阐释其与西欧的等级代表机构存在的差异。作者认为，莫斯科罗斯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就在于，沙皇的专制权力与等级代表机构不相冲突，等级代表机构并未最终成为限制君主权力的正规机构，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沙皇扩大统治基础的工具。伊凡四世残暴的“特辖制”不过是俄国沙皇将国家置于“紧急状态”而实施的一场对自己臣民的战争，是在历史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确立专制君主制的一次失败尝试。17世纪初大动乱后重建的政治制度可以称作准“等级代表君主制”，或者叫专制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其实质并未脱离专制君主制雏形的范畴。第四，彼得一世在俄罗斯帝国确立了“绝对君主制”吗？中俄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俄国君主权力走向绝对化，并由彼得一世最终确立了“绝对君主制”。但是，通过对大动乱时期政治现象的梳理和对大动乱后俄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考察，以及对彼得一世改革的思想来源与背景分析，作者认为，即使与欧洲最经典意义上的“绝对君主制”的代表国家法国的君权相比，俄国沙皇专制权力的历史渊源和权力范畴都是远超其上的。彼得一世不过是在欧化的背景下，使俄国传统的专制君主制披上了“正规化”的外衣。这种专制君主制与西欧“绝对君主制”的社会基础和实质皆有不同：俄国专制君主制形成于资本主义关系出现之前，并非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力量平衡的产物；国家在俄国具有相对巨大的独立性。从本质上讲，彼得一世改革正是使俄国历史上渊源久远的专制君主制得以成型。总的说来，俄国专制君主制是金帐汗国的政治传统、拜占庭的宗教遗产、东北罗斯的地理环境、莫斯科王公的个性与选择等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它最初强调的是俄国君主权力的对外独立自主性，而后发展出君主权力的对内不受限制性，并在历史选择中呈现很强的路径依赖性，逐渐成为俄国官方接受和民众认可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专制君主制从伊凡三世自称“专制君主”开始，历经16～17世纪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和18世纪初彼得一世时期的“绝对君主制”两个阶段后才大致确立和定型。但是，俄国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虽有与西方相近的形式，却并没有与西方相同的实质。上述认识可为深入理解俄国历史道路和现实选择作重要参考。人们对俄国历史的了解，往往熟悉彼得大帝开启的帝国时代，知晓莫斯科王公角逐的公国时代，却鲜有关注基辅罗斯的城邦时代。城邦时代的罗斯王公、波雅尔贵族与城市维彻等政治力量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在苏联史学中被称为“封建分裂”，也长期被视为罗斯遭受蒙古两百余年统治的制度之弊，实际却意味着古罗斯文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蒙古统治消除了这种政治力量的平衡，而反抗蒙古统治和继承拜占庭遗产给了罗斯王公新的历史机遇，这种历史机遇将历史发展道路的多种可能性整合为一种。蒙古统治后的俄国政治史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和过渡：15世纪选择了大一统，17世纪选择了帝国模式，两次都是以专制的方式达成目的的，由此专制君主制起源并最终形成。从城邦到帝国，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俄罗斯迈入文明世界过程中的成长与突围。从专制政治意识的熏陶到专制君主制的形成，则是具体地域国家与特殊历史境遇相结合的产物。研究世界史、国别史，就如放羊，刚开始时看着羊群彼此都很像，后来慢慢熟悉，才能逐渐辨认出是各自特征。研究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要用西方的眼镜看，用西方的理论套，用西方的术语讲，但结合具体国家来探究其与众不同之处，发掘其历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剖析其发展变迁的深层原因和影响，方是历史研究之要义。欧洲俗语有言：“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就会看见一个鞑靼人。”这话形象、生动，是西方人的视野。但作为东方人，我们去俄罗斯，若只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话，看到的就总是很像西方的俄罗斯。只有当深入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或喀山，才或许更能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真正的俄罗斯味。很高兴周厚琴有志继续耕耘俄国中世纪史的研究园地。目前她集中关注专制君主制变迁的重要转折期——17世纪，这是俄国从亡国危机到走向帝国的百年，是俄国历史上重要的选择时代。大动乱年代对后来俄国社会和政治发展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何在大动乱之后俄国依然继续走专制君主制道路？尽管在大动乱之中俄国也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但通过缙绅会议选出的国家首脑竟然还是拥有无限权力的沙皇。这就是俄罗斯人民在经过大动乱之后所进行的选择，也是大动乱给予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国家的权力应该是强大和独裁的，因此必须是专制的。随后，拥护专制君主制倾向的政治基础反倒在大动乱之后得到了加强。这样的选择经验在20世纪的俄国历史中也能看到循环性的缩影。从动乱到帝国的百年里，专制的政治思想与动乱的社会思想如何交融和互动，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这一段，也是我2002年出版的《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一书未论及之处。仍记得2004年周厚琴因考研联系我的情景。一个四川小姑娘，高中学俄语，大学通过自学和旁听，考了三次终于考过俄语四级，希望报考我的研究生。研究俄国史，若有历史功底，又有俄语基础，我当然特别欢迎。转眼十五年过去，周厚琴以她的热情和坚持在俄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硕士、博士研究生求学期间，她勤奋踏实，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善于从一个未知点去探寻史料，细致梳理以获更具历史延展性的认知。年轻人的阳光活力、灵巧聪慧和网络视域，也让我深感教学相长。在《俄国通史》（六卷本）第一卷的写作与探讨中，她总能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毕业论文被评为2017年度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相信勤恳坚持，周厚琴定会有自己更大的收获。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国别史尤其需要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入的国际交流。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是基本能力要求，这种掌握应当不仅仅是学术文本的翻译，还需要深入的学术互动和对话，甚至需要类似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感同身受。我想，这也是周厚琴辈年轻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和未来的优势。常有研究中俄关系史、苏联史的学者感叹，我们根本不了解俄罗斯。中俄关系无论如初恋情人般甜蜜，或是中年再婚般寡淡，还是如老年搭伴般依靠，如果不深入了解对方的过去，就始终都无法走入彼此内心和建立真正信任的。也许，这也是俄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如此，方能深刻揭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认识到它是这一个，而不是简单属于哪一类。

2019年7月22日

目录

后记

又是一年盛夏，西安多雨，削弱了本该有的炎热。我趁暑假扎进“朝八晚十”的人堆里，既为书稿无暇尽善而羞愧，也为自己能静心享受图书馆生活而窃喜。从博士论文写作到本书出版，俄罗斯总统已从他的第三任期到第四任期。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俄罗斯政治生活都为世界提供许多精彩纷呈的看点。俄罗斯政治家的生成，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社会思想源头。或许正是追根溯源的好奇心驱使，我的硕士论文研究俄国恐怖主义的源头涅恰耶夫现象，博士论文研究俄国专制政治的起源。实际上，对很多现实问题的理解，都需要深入历史去寻找智慧。俄罗斯当代著名的文化大师德·谢·利哈乔夫（1906～1999年）特别强调“俄罗斯思想”，它是俄罗斯民族文化记忆的表达和集体的无意识，这种记忆犹如俄罗斯的文化基因。他认为：“记忆是任何一种存在（物质存在、精神存在、人的存在……）的十分重要的属性之一。……借助记忆，过去可以融入现在，而通过现在联系过去，仿佛也可以预测未来。”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记忆，因而演绎出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在同样的时代，做出不同的现实选择。本书权且看作一种对“俄罗斯思想”中的专制政治意识和“专制君主制”历史道路的理解和阐释。五年前怀着惜别的心情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下“一个阶段，一场告别，却断不了结下的深情厚谊”，而今却有幸“三进”陕西师范大学。想起多年前何大草老师以“告别”为题的小说写作选修课作业。当初以为告别难再重逢，如今方知人生处处是告别，告别即有缘再见。这场再见，造就了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长期关心和帮助。特别是，硕士博士导师曹维安教授荣休后一直鼓励我在生活和工作之余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且不时分享他的读书偶得，正是这份牵挂促使我不曾懈怠，一路前行。博士后合作导师胡舶教授在承担繁重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研究的同时，时常关心和指点我的课题研究进展，提醒我著作出版时需要注意的事宜。也承蒙学院各位老师如白建才、王成军、何志龙、马瑞映、韩中义、李化成、李秉忠等教授们对我关怀照顾有加，曾在论文写作中给予悉心指导，又在课题申报时提出修改建议。本书的出版还要向学界前辈们致敬和致谢。苏州科技大学姚海教授、吉林大学张广翔教授、西北大学黄民兴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罗爱林教授和邢来顺教授都曾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诸多鼓励和改进意见，这些宝贵的意见为我完善本书指引了方向。书中还引用了国内许多俄国史研究同人的科研成果，有些老师曾有幸相遇致谢，有些尚未有机会谋面，恕难一一列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近年来在“一带一路”的时代召唤下，学俄语的人似有所增长，但做俄国史研究的人依然越来越少，做俄国中世纪史研究的更是寥寥无几。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11月，有幸参加《历史研究》编辑部与云南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同曹维安先生携文《斯拉夫人的族源及早期历史》与会交流。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慨叹斯拉夫人族源研究之艰难，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则不吝分享他的希腊人族源研究之心得，大家深感国内俄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所幸，在陕西师范大学既有杨存堂教授、曹维安教授和王国杰教授等苏联史、俄国史老前辈的指点，也有胡舶教授，宋永成教授，以及郭响宏和赵旭黎副教授等中青年学者的帮携与同行，因此，我不禁油然而生一种单纯的使命感。这种单纯的使命感，要特别感谢家人的成全，他们永远是我的坚强后盾。爱人毅然支持我重返西安的决定；父母不顾两地奔波的辛苦，为我提供无私帮助；儿子卡卡的欢笑雀跃，总是能纾解我因不能更多陪伴他的歉疚和遗憾心结。最后，还要感谢编辑吴超先生，在青岛中俄关系史会上的相识，注定了本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缘分。衷心感谢他为本书出版所做的诸多努力。书中不足和错讹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谨以此为后记，亦为新旅程的动力。

                                                 周厚琴            

2019年8月于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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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周厚琴

责任编辑/曾亚辉

审核/傅亭瑄